我在学术生涯中写了不少书，从《地理学中的解释》(1969)开始，一直到最近出版的《马克思、资本和经济理性的疯狂》(2017)。经常有人问我，在这些书中，哪一本是最重要的？我一直认为《资本的限度》(1982)和《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2003)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两本著作，其初稿都收录在《意识与城市经验》(1985)中。那么，为什么是这两部而不是其他作品呢？
答案在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推动我思考、阅读和写作的动力。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已经抛弃了在传统区域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特殊主义和唯名主义观点，转而支持一种更“科学”的、普遍化的和理论化的方法。在这方面，我得益于一种更量化的地理研究方法的兴起，它融合了统计和更加实证主义的技巧（当我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这种方法被迪克•乔利（Dick Chorley）和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大力倡导）。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影响和驱使下，我写下了《地理学中的解释》。当我为作品划上句号时，我以充满希望的口号结束：“通过我们的理论，你就会了解我们”。我认为，这一口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
但我也担心，一种新的排他性的“科学”正统观念可能会占上风。因此，我坚持认为要注意科学方法（能够为调查提供重要工具）和“哲学观点”（它以社会关切为导向，致力于社会真理与意义的探索）的不同。在《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一书中，我试图把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和地理学的方法结合起来。以当时的标准来看，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因为它提供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视角。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本书标志着我的作品在认识论上的彻底断裂，直到今天，我还经常被要求解释这种断裂。
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地理学中的解释》是关于方法和科学方法论的应用。《社会公正与城市》主要关注的是社会关系的性质、相关性、伦理和人类意义。我自始至终认为这两种视角应该相互补充，而不是形成冲突——即使它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明显的紧张关系。对于关注地球上人类生活多样性和生活质量的地理学者而言，这很明显是个共识。诚然，在撰写《社会公正与城市》的过程中，我开始反对“将事实与价值分开，将客体视为独立于主体，将‘事物’视为具有独立于人类感知和行动的身份，将‘私人’发现过程视为独立于传递结果的‘公共’过程。”简而言之，我拒绝对实证科学及其日益构成当今“科学”正统观念的理论化模式，进行狭隘的排他性定义。我充分利用了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观点，这些挑战了正统观念的论点，假设存在另一种“范式”的科学解释。我在寻找替代方案时遇到了辩证法（多亏了Bertell Ollman的作品）和一系列并非全部源于马克思的、不同的科学探究方法。实际上这些替代性的方法都十分有趣。
在关于巴尔的摩住房市场（它未能像议会法定承诺的那样，为每个人——尤其是生活在严重歧视条件下的黑人——提供“体面生活环境中的体面房屋”）的实证研究中，这种方法也被证明是有用的。结论显示，住房市场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存在着的惊人关系，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住房供应方面遇到的问题。我很惊讶《资本论》的这个框架在巴尔的摩知名人士、政策制定者和金融家的圆桌会议上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当然，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方法”。
1969 年，我从布里斯托搬到巴尔的摩，这对我的政治观点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布里斯托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种族冲突，更不用说18世纪黑奴贸易的残余了。但是，与巴尔的摩街头的大量黑人的严重贫困相比，布里斯托尔圣保罗区的状况就显得微不足道。在1968 年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巴尔的摩的黑人涌上街头，愤怒地声讨与抗议。当一年后我到访这个城市时，当时起义与大火留下的痕迹依稀可见。
这立即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为何能够容忍如此巨大的贫富鸿沟？从英国移居美国的学者通常都会经历思想上的转变，要么向左，要么向右。很快我就清楚了我的研究方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直是一所精英大学，虽然坐落于一座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但学校里几乎全是男性白人。牧师切斯特·威克维尔(Chester Wickwire)长期以来一直深耕于该市的民权运动。他是与黑人神职联盟的主要人物一起入狱的唯一的白人神职人员，因此受到特别的尊重。
正是通过切特（Chet）（以及我经常参加的左岸爵士俱乐部——这是黑人经常光顾的场所），我才得以了解这座城市为超越种族鸿沟所做的努力。通过切特，我结识了十几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师生。1969年12月4日，弗雷德·汉普顿在芝加哥被暗杀之后，我们一起睡在人行道上，守卫着当地的黑豹党总部。当时人们担心联邦调查局 (FBI) 会在全国有系统地消灭黑豹党。不过，切特决定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在巴尔的摩，因此他招募了我们几个人作为“人盾”来阻止它。几周后，切特得到了警察局长的保证，他承诺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于是，我们都回家了。不得不说的是，黑豹党在教我们如何应对枪战时，是我唯一害怕的时候。
正是在《社会公正与城市》(1973)中，开启了我对马克思著作中资本运动规律与不同规模的城市化（从地方到全球），以及不均衡的地理发展的动力学之间无休止的对话。这本书部分源于我在巴尔的摩亲眼所见的生活条件。1972 年，我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大学地理委员会的18号参考文件《“社会、城市和城市主义的空间经济”》中发表了对此的初步说明。同时，我与在 1960 年代后期建立《对立面》(Antipode,左翼地理学杂志) 、以及1971年在波士顿 AAG 组织第一次激进地理学家会议的地理学家们的合作越来越密切。就是在那里，我发表了关于“地理学的革命与反革命理论”的演讲。
但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我在写作《社会公正与城市》时受到了亨利·列斐伏尔的强烈影响。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关于空间生产的标志性著作直到 1974 年才以法语出版。在那时，我只看过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 (1970) 和《马克思主义与城市》(1972)两本书。当时，构成社会公正与城市》核心内容的不同论文正准备发表（我的法语也不是很好）。我的大部分想法，主要是受到了比尔·加里森（Bill Garrison）、布赖恩·贝瑞（Brian Berry）、理查德·莫里尔（Richard Morrill）、比尔·邦吉（Bill Bunge）、托斯滕·哈格斯特兰德（Torsten Hagerstrand）、艾伦·普雷德（Alan Pred）、贡纳尔·奥尔森（Gunnar Olsson）等地理学家关于空间性和城市化思想的影响。他们之间持续而尖锐的批判性对话，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外，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梅尔韦伯（Mel Webber）、杰克戴克曼（Jack Dyckman）、布里特哈里斯（Britt Harris）以及特立独行的评论家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一群杰出的实践家关于关于规划理论的讨论，也使我深受启发。这场混乱的对话所引发的关于《社会公正与城市》中空间性质的简短评论，对我来说仍是基础性的。我在那里首先论证“空间本身既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或相关的，但它可以根据情况同时成为一个或全部”。同时，我也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启发，认为“空间的正确概念化问题是通过人类对空间的实践来解决的”。
这促使我下决心研究城市化的空间性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在探索一种对塑造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批判性一般解释的同时，我也试图以空间系统的视角对社会关系的演变进行一种批判性探索。对后者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对马克思“资本运动规律”理论的重建和阐述，因为这些理论在空间和时间中得到了体现。城市化带来的资本循环和积累，以及空间、场所和自然的生产，越来越成为我研究的重点。最初，我希望将理论工作与巴尔的摩或纽约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细节剖析融合在一起，而1975 年的财政危机为我计划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遇（我在那个阶段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
在随后的1975-1976 年间，我在巴黎度过了令人沮丧的休假年。我去那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一名马克思的追随者。但我发现被自己薄弱的语言技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当时甚至禁止与来自北美的学者交谈），以及法国左翼的傲慢（曼努埃尔·卡斯特尔、克里斯蒂安·托帕洛夫和我永远感激的埃德蒙·普雷特西耶除外）所阻碍。他们将所有来自北美的人都视为不懂阶级的政治无知者，更别说懂得阶级斗争了。
读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国的内战》后，我认为阅读一些发生于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公社之间的巴黎故事，会十分有趣。同时，我对圣心大教堂的建筑和象征意义特别着迷，并开始花心思研究它，或多或少地把这作为一份愉快的副业。大教堂中似乎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我决心要弄清楚其中的原因。因此，我计划将城市化的平行历史地理研究转移到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尽管此时的我还在一步步地推进我的马克思研究。关于巴黎的研究充满着爱意，我得以从这个世界中解脱出来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其他一切似乎都很糟糕的那时候。我喜欢在巴黎度过夏天，在玛莱区极其美丽的巴黎历史图书馆阅读各种各样的账目和文件。
因此，我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兴趣点所在：将马克思对资本运动规律的理论探索，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巴黎在1848年至1871年间城市转变的研究联系起来，重新引导并推进这一探索。当我在写《资本的限度》的时候，其中的内容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我在探索巴黎第二帝国发生了什么一样。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来回切换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智力体验。然而，实际上远不止于此：它的基础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统一感，资本积累和过度积累作为真正的抽象概念统治着经济系统。我从这两项研究中学到的东西，使得《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的写作变得非常容易。进一步说，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东西，一直支撑着我的工作。
写作《资本的限制》花了我很长时间，其过程也非常耗费精力。部分原因是我需要将辩证的研究模式作为一种智力实践而不是抽象的唯心主义原则（源自黑格尔）。我通过研究马克思探究和呈现资本秘密的过程（特别是通过《资本论》），来学习黑格尔的辩证法。近四十年来，我通过每年至少一次的《资本论》课程（通常是第一卷）来做到这一点（有时两年两到三次）。每一年，我都似乎能够学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
同时，我需要应对马克思著作中那些在文学作品中被普遍忽视的方面。城市化研究需要理解资本是如何通过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对运输和通信的投资以及集聚经济和其他参与空间生产的经济体而实现循环和积累的。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的循环问题在理论上是很有问题的，当它涉及到嵌入土地的“一种独立的固定资本”时，问题就更大了
生息资本如何流入固定资本，以及马克思所说的“消费基金”(允许人们通过信贷购买住房或汽车等高价商品)也很重要。生息资本流动和土地市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投机行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进行更好的理论化。《资本的限度》之所以是一个特殊文本，在于它超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标准表述，试图将固定资本、金融和信贷、生息资本的流通、地租、房地产市场等问题与自然和空间配置的生产结合起来。它还强调了资本循环和积累理论中加速周转时间和渐进式“时间消灭空间”的重要性。
我尽我所能，对马克思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特别强调了资本积累的地理学（结果相当多）。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原则上是建立在一个阶级被另一个阶级剥削的基础上，而帝国主义理论则建立在世界上一个地方的人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的基础上，我试图尽可能地缩小这两大理论之间的差距。我开始根据我提出的“空间修复”理论，来实现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化——它解释了如何通过把资本转移到其他一些开放且尚未开发的经济体中，来缓解资本在一个地区的过度积累。我还发现自己（与许多激进的社会学家，最著名的是曼纽尔·卡斯特尔以及所有在最近成立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上撰文的人）越来越投入到一般社会运动的研究中，特别是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社会运动。
我很早就认为，阶级斗争的范围要比围绕着工厂工人斗争所形成的运动要宽泛得多。当主要对抗发生在房客和房东之间围绕着房租的斗争时，我们又该如何分析这种变化（为什么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措施是暂停支付房租？）。我十分期待卡斯特尔（Castells）《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一书的出版，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的激进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后者需要被深化和重新表述。但在我看来，放弃阅读《资本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见解，是非常错误的。
由于建筑环境研究与一般环境问题研究密不可分，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包括人类活动产生的“第二自然”）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对地理学家来说，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不难——正如尼尔·史密斯在他关于自然生产的杰出著作《不平衡的地理发展》（Smith，1984）一书中所证明的那样。另外，我要强调的是，20世纪70年代相当一部分传统马克思主义左派认为环境问题即使不是资产阶级浪漫主义，那也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感伤主义。这种敌意花了很多年才消失。吉姆·奥康纳（Jim O’Connor）在他创办的《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中，对“资本的第二个矛盾”的强调，最终被更多的人所接受，随后主流马克思主义学术圈逐渐开始深入研究资本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比如《每月评论》）。
这就是我着手撰写《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1996）的背景，我把这本书看作是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典范。这是一本在某种“胁迫”下写成的书。首先，当我在牛津待了六年，并于 1993 年回到巴尔的摩时，我发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我所在的系）的环境比我早年在那里的时候更加充满敌意（除了社会学系的的乔瓦尼·阿瑞吉和贝弗利·西尔弗，他们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苏联解体引发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促使许多人声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了，所以我对探索马克思思想的持续兴趣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英语世界向后结构主义和身份政治的学术转向，经常被表述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反驳。上我《资本论》课的学生也很少。
然而奇怪的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物质转型，使得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分析在近些年变得更加重要——而不是相反。20世纪90年代，全球主流媒体上广泛流传的关于血汗工厂劳动条件的描述，可以被纳入到马克思《资本论》“工作日”一章中，实际上，其中的内容与马克思的叙述没有多大区别。与我70代初开始教授《资本论》时的情况相比，全球的工作和劳动条件与《资本论》第1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受管制的资本主义以及福利国家的强大因素，至少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白人男性工人中的特权部分，能够接受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生活条件依赖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支撑）。不过，更令我恼怒的是，当我极力将空间、场所和环境的理论观点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保持一致时，后结构主义者们则经常援引空间性来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正是这一愤怒，推动我努力地写作《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一书。
我所采用的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的方法，但我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的方法（或至少我对它的解释）是抽象辩证逻辑（受黑格尔的逻辑学影响很大）和基于过程的哲学的有趣组合，即认为所有事物都取决于创造、保持并最终消解它们的过程（例如资本的无休止循环和积累）。
当马克思研究资本的流通，并关注诸如周转时间、固定资本循环和“时间消灭空间”（在全球资本的运作方式中产生了时空压缩）等问题时，他求助于基于过程的关系思维而不是黑格尔。一旦我接触到这方面的文献，我就发现了一个迷人的、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奇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用受僵化的黑格尔逻辑的约束，马克思对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解释可以被重塑。我早期对奥尔曼关系思维的理解，现在发展为对基于过程的思维的深入阅读，比如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对空间、时间和自然的哲学重构，大卫·玻姆（David Bohm）对量子理论的重写，以及莱文斯(R.Levins)和莱沃丁(R.C.Lewontin)在辩证生物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论述。
我对马克思的解读从机械的甚至是黑格尔式的解读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显著的效果。基于过程的思考在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尽管是由像怀特黑德这样的保守思想家)激增，这使得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现更加令人兴奋。它打开了一种可能的途径，例如，更好地将对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和自然生产的理解整合到马克思理论的主体之中。同时，现实存在的共产主义的崩溃，意味着在共产主义实验之后探索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是正确的。尽管共产主义实验取得了有价值的具体物质成就，但它很难说是人类解放的典范。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其潜在的转变没有落入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之中，而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奠定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对异化的早期探索的基础。
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我产生了对流动和过程重要性的深切关注。当时，我自己体内的生命流动即将停止，最后迫使我在 1996 年进行了一次心脏搭桥手术，这自然是挽救了我的生命。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些年来，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股隐藏的潜流。因此，我写作时所受到的压力来自多个维度：身体上的、职业上的、智力上的和政治上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是继《资本的限度》之后，我所创作的最难的一本书，其中的艰辛难以想象。我的好同事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我的编辑朋友约翰·戴维(John Davey)（他从头到尾参与了我15本书的编辑工作）都阅读了草稿，并且帮助我认识到这本书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因此我应该放手让它出版——即使我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说。
在我做完心脏手术后，医生警示说这可能改变我的性格。我仍然记得，那时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甚至幻想过，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确定，用心脏病来搪塞是很可笑的。如果我还有话要说，最好还是尽快说出来。因此，自1996 年以来，我又出版了相当多的书。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的内容也发生了意料之中的转变。我曾对《资本的限度》一书中仍然带有封闭性和确定性含义的文本感到惊讶，因为我在它的结尾明确地指出，辩证方法要求永久的开放——“这种类型的著作不容许得出结论。至少按照我的理解，辩证的思考方式杜绝了在任何特殊的地方把论述封闭起来。”我认为有两个领域需要更多关注：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和国家行动理论，以及一个更充分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特别是劳动力再生产。在后一种情况下，论述的起点“不是商品，而是一个简单的事件——工人阶级孩子的出生”。
在关于巴黎的研究中，我密切关注了这一点，并对性别和女性角色的变化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这些问题显然需要更多关注。而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中，一些女权主义者尖锐地批评我对性别问题的不敏感，也指出了将性别和女权主义观点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尽管我觉得有些人试图让我个人对几个世纪以来男权统治的明显罪行感到内疚，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们显然不能忽视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的女性化，不能像学术界一样，长期以来忽视女权主义观点。我在霍普金斯大学认识的女权主义者，例如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唐娜·哈拉威(Donna Harraway)、艾米丽·马丁(Emily Martin)和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都非常有影响力。在那些日子里，我很欣赏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等人的作品。
此外，我需要更明确地说明如何将地理视角整合到资本运动规律的研究中。这意味着对空间、地点和环境的作用进行更深层次的概念性和理论性的探索，这不单涉及到马克思的学说，而且关涉更广泛的社会科学。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忽略了这些维度——尽管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空间经济学著作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一直被忽略了。人文学科中相当多的研究都是如此。他们忽视了政治经济过程和资本循环，正是这些过程产生了地域、空间和自然的转变。鉴于我所采用的基于过程和关系的辩证法，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终结。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理解和令人兴奋的观点，但这一切只是为进一步发展和实践探索敞开大门。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JNGD) 缺少明确的结论，这的确令人沮丧，但我现在认识到，这本书的开放性的方法使其具有独特的力量和吸引力。无论如何，参考基础的扩大并没有削弱而是扩大了我所寻求完成的应用范围。这本书可能比我其他任何书都更开放、更具探索性和想象力——尽管它突出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而变得难以掌握。我认为它值得仔细研究，并不在于它说了什么，而在于它揭示了什么。我试图把这个理论建立在实际事件的基础上。1991 年，在环境正义运动的背景下，这促成了我对北卡罗来纳州哈姆雷特一家鸡肉加工厂的火灾调查，那时国家机器已经在里根政府的改造下成为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激进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忽视低收入黑人女性的困境，而把注意力集中于主要与中上层阶级相关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然而，《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的读者接受程度却令我有些讶异。我原以为那些转向探索环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肯定它所作出的贡献。相反，我却得到许多负面反馈。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应，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声誉较低，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拒绝对全球环境形势作一种末日解读。我断言，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积累模式，即使在它所产生的最可怕和最恶劣的环境形势面前，仍能继续维持其统治。问题不在于资本无法继续存在，而在于人类生存所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物质条件将会严重恶化，对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超级富豪可能仍然会开心地继续他们的精英生活方式。我非常重视环境问题，但在我看来，如果不反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解决环境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是新自由主义浪潮的鼎盛时期，期间催生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以及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The end of history)——自由市场自由主义与议会民主相结合，被认为取得了全面胜利。
但在我看来，放弃马克思关于资本运作的丰富而具有启发性的批判理论，是一种非常疯狂而荒诞的举动。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马克思的批判性发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然更有意义的时代，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有可能超越传统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限制、并将其扩展到全新视野的时代。当然，在一个在治理和方向上变得越来越社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大学环境中，这样做有很多障碍。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也有内部的障碍，这种障碍源于传统的教条主义。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我开始从事我现在回想起来称之为“马克思计划”的工作。我说“回想起来”，是因为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从未想过它是一个如此持久的项目（持续近20年并且仍在进行中）。在马克思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分析的时代，却没有人愿意去阅读马克思，更不用说去研究了。此外，在我看来，对于如何在当代条件下更好地阅读和解释马克思的问题，马克思的反对者和拥护者都存在严重的误读。
1999年，以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事件为标志，群众的不满情绪突然大规模爆发。轰轰烈烈的“反全球化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即“华盛顿共识”是否能够解决全球贫困、民主和环境恶化问题。我认识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他的作品往往难以理解，而受他启发形成的相当多的论述，使得阅读和理解马克思变得更加困难。我想尽可能简单地阐述他的思想，但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那样，“不可能更简单了”。近四十年来，我一直在为不同的听众讲授《资本论》第 1 卷，我确信自己有这样做的必要。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带有推测性、试探性和不完整的特点，但在我的城市研究过程中，我只能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我克服了其中的一些困难。我知道应当如何以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为基础，来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尝试性阐释。《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学》所强调的基于过程和关系的方法，使我能够“跳级”(jump scales)，并在概念和实践上，甚至在想象力上向外延伸。
但是，如果我没有在2001年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日益糟糕的环境（实际上，我的身体和精神均感到痛苦），并来到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的热情舒适的环境中，我的这些成就都毫无意义。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和辛迪·卡茨（Cindi Katz）二人都是我的好友，他们也都在纽约城市大学。在这里，我得到了各级机构的支持（人类学系和研究生中心主任比尔·凯利都很支持，只有地理学家们还像几年前对从罗格斯大学来的尼尔·史密斯一样，对我也充满敌意；他们并不中意我们这种地理学，这也是为什么尼尔和我最终都进入了人类学系！）。
我和学生们都处于激进的环境中，特别是在2000年西雅图发生经济衰退，以及9·11 事件之后，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研究生群体进行了大量的反思（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精英学校的典型研究生群体极为不同）。突然间，我的《资本论》课堂上挤满了学生。几年后，克里斯·卡鲁索（Chris Caruso）——一位拥有出色媒体技能的才华横溢和热心肠的学生，提出可以在几位志愿者（其中一些人从费城赶来拍摄和剪辑）的帮助下，将我关于马克思的课程放到网上。我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我想不会有人对这门课程产生真正的兴趣。当然后来我还是同意了这一计划。2007 年，这个网站顺利开通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离不开我所讲内容与克里斯那卓越的媒体技巧之间的创造性配合。随后，应Verso出版社的邀请，我出版了两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导读（Harvey，2010；Harvey，2013）。
这也促使我在写作时，将马克思的思想置入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行动中。无论是在主要以叙事见长的《新帝国主义》（2003）和《新自由主义简史》（2005），还是在更具分析性的著作，如《资本之谜》（2010）《十七种矛盾和资本主义的终结》（2014）以及刚出版不久的《马克思，资本和经济理性的疯狂》（2017）中，都是如此。根据这些书在读者们中的不同的反响，我得出结论是，相比于分析的形式，人们更喜欢叙事性的写作。我还继续发表了关于城市问题的文章，如《希望的空间》（2000）；《巴黎》文本的修订版（2003）；《叛逆的城市》（2012）；以及《从具象中抽象》（2016，该书主要关注中国的情况）。
2007-2008 年的经济动荡，使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关于全球资本主义稳定性和未来演变的问题。即使在资产阶级学术界，人们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卓越的危机理论家，他的理论或许可以解释2008年经济危机。尽管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大多数学者们，都不知道他会怎么进行解释。然而，人们开始恢复对马克思的兴趣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英语世界内部矛盾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工作，仅限于分析家、思想家、感兴趣的学生以及一些社会和政治运动领导人的小圈子。事实证明，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小圈子是很困难的，虽然这并非不可能。不过几年后，情况有了一些好转。当然，身份政治和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问题越来越突出。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右翼对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例如依赖社会福利的人和土著居民）、对妇女和 LGBTQ 权利的攻击引发了强有力的反应，例如“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和“Metoo”运动已经从美国蔓延到全世界。在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失去合法性，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包括美国），反移民、排外的民粹主义右翼崛起，带来了亟待应对的政治问题。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主义左派与身份政治、交叉性和环境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存在矛盾是不现实的，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一个新的联盟正在形成。人们正努力探索差异中的同一，这使得现在有可能成为重新建立更广泛左翼政治的关键时刻，尽管这一左翼政治的基础与过去有所不同。可以说，人们正在寻找某种政治粘合剂，在不压制差异的情况下，将种种不同的反抗运动联系在一起。我自己的选择是探索反资本主义的主题。一个名为《反资本主义编年史》（The Anti-Capitalist Chronicles）的播客成为一本同名文集的基础，这些作品都致力于探索反资本主义这一主题。
我采取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个立场，既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基因缺陷，也不是因为我父母是共产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也不是在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被某个左翼教派的理论所吸引。事实上，我直到 35 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长期以来，我一直同情所有与社会不公和多种形式的压迫作斗争的人。我很早就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梦想有相当大的同情，应该说，我从未完全放弃这一梦想（这在“希望的空间”这一乌托邦描绘中变得明确了起来）。在追求马克思的事业的过程中，我成为了一名反资本主义者。因为基于资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运作方式的考察（是的，我越来越依赖马克思的阐释，因为它是最好的），这些都无可避免地指向反资本主义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甚至可以说是太天真了。我相信在理性上更正确的论点最终会赢得胜利，而正如许多批评者急于指出的那样，真正影响政治结果的是情感、政治主体的无意识和精巧诡计。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写道，那些使用诸如“资本”之类的抽象范畴的人失败了，他们没能“调动情感维度，来激励人们采取政治行动，反资本主义言论在他们假装代表其利益的群体中无法得到任何回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处于边缘。”嗯，是的，也许吧。例如，关于气候变化的理性争论并没有人们希望的那么有效（尽管之前关于氯氟烃和臭氧空洞的争论确实产生了蒙特利尔协议）。但，这不是拒绝理性论证并仅凭情感的理由。如果没有理性的表述，就很难为做什么事情提出任何理由。理性的论证可能不足以使人采取政治行动，但它们是绝对必要的。我认为，关于为什么我们都应该反资本主义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政治行动的绝对必要的基础，尽管只有理性论证显然是不够的。
我更喜欢“反资本主义者”这个概念，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粹主义者或其他一些词。因为这个概念促使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资本循环和积累负面影响的人团结在一起，去寻找一种对现在固有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模式的替代。在关注这样一个议题时，任何人都不需要接受某种本质主义的政治基础，例如建议通过形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或者诸如个人自由、民主、平等等特定意识形态，或者公正达到正义社会的特定理论。唯一的要求是朝着一个共同的未来努力，在这个未来中，当前的经济体系将被社会形式的组织所取代，而这些组织形式有助于生产和分配足够的使用价值，让所有人都有体面的生活前景。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由王国始于必然王国终止之处。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超越必然的领域，随心所欲地生活。在当今世界，我们显然拥有实现这一抱负的生产能力和组织能力，唯一挡道的便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机构及其市场交换结构。
反资本主义立场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引入各种不同的群体和利益攸关方，这些群体往往受到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剥削、剥夺、占有和榨取的负面影响。该立场包括了家庭餐馆老板——她们工作时间长得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很低，但她把自己的大部分所得都给了银行，给了会随时提高租金的房东，或者以被市场力量无情推高的资产税的形式给了国家。该立场也激励着那些不仅面临被驱逐的威胁，而且越来越受到资本化侵蚀的民宿行业——该行业的公寓楼里挤满了醉酒和吵闹的游客。该立场将中心城市的低收入黑人居民与白人农村农民联合起来，他们都经历了金融机构取消其财产抵押品赎回权的创伤，而正是这些抵押贷款将他们引诱进债务陷阱。该立场汇集了不稳定的工人和加入工会但工资严重偏低的学校教师。该立场包括所有那些因去工业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而失去有意义的工作和生计的人。该立场也为激烈反对资本主义“资源榨取主义”的土著群体提供了一个积极的空间。简而言之，它可以吸引地球上所有被异化的人。
那么，将反资本主义作为合乎逻辑的答案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一书中，我以三个危险的矛盾结束。其中，第一个是反资本主义的最令人信服的案例。资本需要积累，而且这种积累必须以复合增长率的形式（例如每年大约 3%）进行。3%的复合增长率意味着一种指数增长，它通常开始的时候很缓慢，直到达到拐点后开始加速，最后以越来越超乎想象的速度飙升。正如马克思所写的那样，当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经济仅限于英国、西欧和美国东海岸并通过全球市场联系到世界各地时，工业生产的复合增长并不构成严重问题，社会主义的正义性来自于反对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而形成的贫富差距。但是，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经济像二战后那样增长到饱和而过度积累的地步时，就需要进行一些激进的扩张。197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前苏联和后殖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并入同一体系之中。尽管增长速度略低于二战后"黄金时代"，但这足以维持全球的经济增长。1980年至2010年间，全球雇佣劳动力从20亿人急剧增加到30多亿人，汇聚成一次难以复制的经济扩张。全球化作为一种约束劳动力的手段，依赖于资本在世界各地的流动，而货币是迄今为止最具地域流动性的资本形式。黄金与美元脱钩和其他各色金融创新，不但导致了全球货币的无限制发行，而且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开放和资金流动，从而促成了全球工业活动的转移。全球劳动力的增加意味着产出和市场的不断扩大，以及矿产、能源和农业资源不断加快的开采速度。无休止的增长没有受到限制，现在为了维持复合增长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无处不在。
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因为在那里，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正在上演。中国城市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扩张，将全球资本从 2007-2008 年的大萧条中拯救出来。这极大刺激了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促使拉丁美洲、南亚和澳大利亚的生产商可以很快地摆脱危机状况。就像豪斯曼通过重建巴黎而帮助路易·波拿巴解决了1848年至1850年的经济问题一样，中国人不但做了类似的事情，而且规模更加空前。2012 年至 2014 年间，中国消耗的水泥比美国过去 100 年消耗的还要多。
中国的超级城市化始于 1990 年代中期。它牵涉到家庭私有产权、新的金融结构和制度、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以及许多其他社会、政治和经济调整。这种过程与某些历史阶段（如第二帝国的巴黎）的特点类似，即通过城市化、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空间、场所和第二自然的生产来拯救资本，尽管这只能是暂时的。当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袭来，中国出口行业随着美国消费市场的萎缩而受到巨大冲击时，中国只是加快了已经在进行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投资进程，就在一夜之间弥补了几乎所有损失。然而，就像豪斯曼的项目在 1867 年失败，摩西的纽约大都市宏伟项目在 1968 年后逐渐陷入困境一样，2014年后中国的经济调控措施一直在刺激增长和遏制过度的积累、投机之间来回摇摆。资本主义未来的稳定性显然受到威胁——尽管中国试图通过在中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剩余资本，从而通过“空间修复”来解决其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
一方面，中国在过去30年中已使8亿多人摆脱贫困。同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最近10年内建成的约 20,000 英里的高铁网络彻底改变了国内的空间关系。我觉得中国可能不会再有人愿意回到 1978年。中国计划到 2050 年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平等、民主、福祉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特征）。中国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自 2012 年以来，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超过了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总和。但与此同时，中国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变成了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它几乎在每个层面都积累了几乎所有类型的长期环境问题。地域发展不平衡现象严重，地方政府的“增长机器”几近失效，政府架构仍然存在容易引致腐败的设计。曾经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回落至 6%，而中国的债务占 GDP的比例已经相当之高（接近 300%）。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全球资本主义将会怎样？债务将如何赎回？
此外，资本的未来取决于城市化和基础设施投资过程的交织，这需要彻底改变空间关系、场所和习惯，除非通过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抽象能力，这一次的规模和速度（周转时间）几乎不可能掌握。一方面，豪斯曼在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项目与中国当代城市化之间似乎存在巨大的距离。但是，当我们从特殊性中抽象出来一般，并观察其形式时，我们会看到许多相似之处。这些都可以被理论所揭示。它还再次强调了人类困境的连续性：“在现实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与作为真正抽象统治经济体系的资本积累和过度积累的异类过程之间的矛盾统一。”《地理学中的解释》/《社会公正与城市》，《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资本的限度》：这种矛盾的统一是让我全神贯注的东西，正如最近的《世界之道》(2015)系列所展示的那样。然而，作为一名学者，我始终铭记叶芝( W.B.Yeats)对他那不知名导师的感激之情：
“他们承允去做的
就让其实现；
万事譬如朝露
挂于草叶之一刃。”
实际上，叶芝还有一些话要说，这对于我们身处的动荡时代来说似乎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万物已然解体，中心再难维系，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淹没其中，
至善者信心尽失，
极恶者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虽然这种情绪作为一般评论引起了共鸣，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我没有失去热情，并且仍然可以努力表达最好的信念。
